法定代表人恶意变更现象分析及对策建议

　　一、两个案例引发的思考

　　二、法定代表人执行现状分析

　　我国现行相关法律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可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实际控制人采取限制消费、限制出境、拘传等执行措施及拘留、罚款等制裁措施，以压缩相关自然人的生存空间，来倒逼被执行公司主动及时全面履行法定义务。但是，实践中，不少公司通过将法定代表人变更成不宜被采取强制措施，或即使被采取强制措施也对其影响不大的特殊主体来规避执行，以逃避履行义务。其中，将法定代表人从中青年人变更为年迈老人的情况特别普遍，这是因为老年人生活所需的公共资源相对较少，即使法院对其采取措施，也对其生活影响不大甚至无任何影响。如前述杭州市某基层法院的数据中，将法定代表人变更成为60岁以上老人的案件就有33件。

　　（三）限制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法律规制不足，依申请或依职权限制变更的做法不一

　　三、防范法定代表人恶意变更的对策建议

　　笔者认为，该现象的产生，与认缴资本制下法人准入条件放宽、股东拥有高度自治权有关。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自治企业组织，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在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范下从事经营活动。公司基于其企业组织的存在形式，其行为能力需要通过其机关来实现，而法定代表人就是代表公司行使行为能力的机关。民法典第六十一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由此可见，我国现行法律对公司法定代表人产生、变更等程序性规定及权限范围等实质权利性规定较少，一般是由股东在自治基础上通过制定或修改公司章程来确定，法律赋予了公司股东自行确定法定代表人相关权限的自治权。这也就能解释为何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暂无限制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规定，因为公司法属于私法领域，其法理基础及价值追求就是要尊重经营主体的意思自治，赋予其自主经营的权利，法律无须过多强制规定。对于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公司来说，其变更法定代表人是出于经营管理需要，还是出于规避执行的“恶意”，较难认定。

　　第二，完善执行及制裁措施。一是对于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赋予申请人主动申请及法院依职权采取限制被执行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权利和权力。其法理依据在于，对于进入执行程序的被执行公司，其私法领域的自治权理应因其背负法定义务而受到公法程序的限制。二是对于初步认定属于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建议将变更前的法定代表人认定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赋予法院对其采取限制消费、限制出境、拘传、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拘留、罚款等措施的强制权，加大对恶意变更的打击力度。最后，对于因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以致本能履行的法定义务未履行，情节严重的，可以探索追究恶意变更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责任。

　　第三，赋予被执行公司救济途径。我国现行民诉法未对执行程序的举证责任进行明确的规定，执行实践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举证责任并不明晰。对于因申请执行人主动申请或被法院依职权采取限制变更法定代表人措施的，或被认定具有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行为而被采取执行惩戒措施的被执行公司，建议赋予其提起复议或执行异议的权利，构建起对采取法定代表人限制变更措施及恶意变更认定的闭环监督程序。

　　第四，构建涉诉法定代表人信用惩戒系统。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对法定代表人登记遵循严格的准则主义，即只要材料完备就只进行程序审查而径行登记。笔者认为，法院、仲裁机构等可与市场监管部门构建联动体系，数据共享，创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数据库平台，将每一名法定代表人信息录入系统，并纳入信用管理体系。只要法定代表人有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其他失信行为的，系统平台自动降低其信用评价并采取相应的监控管理措施，使法定代表人信用与企业信用紧密相连，防止法定代表人恶意变更和企业非正常退出。

　　第五，强化典型案例普法宣传。梳理典型案例，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多方位宣传推动。一方面增强企业法律意识，引导企业管理及经营规范化。另一方面增强社会公众法律意识，明辨“无投入也能当老板”等谎言，避免盲目“被法人”；引导树立正确从业观，营造诚实守信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文章来源：人民法院报 | 作者：吴文峰 田文平   成都夏虎律师团队【版权声明】凡本公众号注明"来源”或“转自”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仅供大家学习参考，若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到您的权利，烦请告知，我们将立即删除！